中新社海口4月18日电 题：西方学者为何也高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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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万燚

中新社记者 张茜翼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美学史和思想史上的杰出人物。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轼在黄州、岭南的贬谪文学尤其受到国内外学界重视。

西方学者为何也高评苏轼？在他们眼中，苏轼在贬谪经历中体现出怎样的文化人格？其应对精神困境的智慧有何当代价值？从西方对苏轼的多视角研究解读，又如何看中华民族形象的国际构建？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万燚潜心苏轼研究多年。她在海南出席首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期间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主流认知中，苏轼是怎样的人物？

万燚：西方学界研究呈现的苏轼形象较为立体复杂，一方面，苏轼是伟大的“多面天才”，追求自由、个性、多元价值观及“平凡中有智慧”的哲人，热爱生活、积极融入世界的智者；另一方面，苏轼也有普通生命个体身处精神困境时的挣扎与抗争，不断艰难紧张地探寻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试图获致精神冲突的和解与安宁。

中新社记者：苏轼的一生遭三次贬谪，在此期间不仅在诗词方面佳作不断，个人思想境界也得以升华。在西方学者眼中，苏轼在贬谪经历中体现出怎样的文化人格？

万燚：西方学者认为，在贬谪期间，作为作家的苏轼渐臻佳境。他可以有时间反思自己的经历和个性，探索新的写作方式，发掘支撑他度过流放期的内心源泉。

与国内学界较多肯定苏轼“文化英雄”的贬谪形象不太一样的是，西方学者多将苏轼视作一个应对精神困境的普通人。他们多从如何对抗挑战的角度深入剖析苏轼的内心世界，认为其一直在艰难、紧张而执着地协调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以一个积极的行动主义者的姿态参与到改造世界的各项事务中，依然为民造福，包括赈灾、构筑防御工事、修筑堤坝治水、改善医疗设施等。苏轼还不遗余力地说服一些官员加入，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发生在贬官身上的事，且在儒家或道家传统中都没有相应思想支撑。

因此，在西方学者眼中，苏轼拥有心系天下苍生、仁爱自然万物的情怀，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上具有充沛的精力与惊人的创造力，称得上是一个积极与周围世界接触、交融的典范。在此意义上，苏轼证明了自身的伟大，体现了他独特的文化人格。

中新社记者：“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即使是贬谪之身，苏东坡依然殚精竭虑地为黄州、惠州、儋州的百姓造福，为百姓所爱戴、尊崇。西方学者为何也高评苏轼？

万燚：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得意时少失意时多，三次被贬，饱受打击和排挤，长期穷困潦倒，却名垂千古。西方学者高评苏轼，主要也是有感于他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苏东坡百折不挠的意志品格、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永远激励着人们。苏轼“坡仙”的称号，就是因其洒脱率性、飘逸放旷的人格魅力而来。

在这一点上，西方学者高评苏轼，同国内学者是一致的。只是西方学者的学术兴趣更多聚焦于苏轼对苦难的超越上，如艾朗诺(Ronald Egan)的《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傅君劢(Michael Fuller)的《通向东坡之路——苏轼诗歌中“诗人之声”的演变》、唐凯琳(Kathleen Tomlonovic)的《苏东坡的贬谪与回归》、管佩达(Beata Grant)的《再见庐山——佛教思想对苏轼生活及作品的影响》等著作，均着意于强调苏轼内在精神的蜕变和升华，最终达到自我超越的人生境界。最具代表性的是傅君劢在《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中的论述：“文人士大夫阶层坚持着儒家的自我实现理想，但是他们越来越将自己的关注点从仕途转向更加内在化的圣人之境。”西方学界擅长用文本细读的方式细致深入地挖掘苏轼作品中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的丰富内涵，以此来解释他的诗意人生、审美超越。

中新社记者：“一蓑烟雨任平生。”在西方学者看来，苏轼一生多次被贬，面对多艰人生，他是如何治好自己的精神内耗的？西方学者怎样看待苏轼应对精神困境的智慧在当今时代的价值意义？

万燚：西方学者认为苏轼在体验“疏离”的痛苦中逐渐达成精神的“调和”，完成了由“臣”到“人”的角色转变和人格独立的过程。人生的苦难迫使苏轼反复思考作为“人”的意义，最终形成了出为“臣”，处为“人”，并且最终归结到“人”的出处思想。还认为苏轼通过淡化贬谪身份强调隐逸形象而获得了精神上的解脱与超越。他应对精神困境的人生智慧在于将自己被迫“流放”转化为一种自愿“回归”，重新归于生命本真，归于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西方学者看来，转换视角，调整认知，在现有环境条件下找到维持身心平衡的有利因素，始终保持自己诗意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是苏轼特有的人生智慧，对当今时代的人们也具有启示意义。

中新社记者：在西方汉学界的研究中，苏轼如何从儒释道三家思想中吸取精神资源？

万燚：西方汉学界认为苏轼出入三教，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会贯通并以自己的丰富实践在各个文化领域开拓创新。苏轼对传统儒家思想有承续更有超越和改造，譬如他并不以传统儒家的善恶观而界定“好”与“坏”，坚持将人类情感的合理性视为所有礼制、亦即所有价值观念的最终源泉。在苏轼看来，所谓“好”，指的是那些能够带来公共福祉的行为，所谓“坏”，则是只有某些个体受益。

西方学者认为苏轼对佛家思想的接受是有选择的，佛家思想并没有将苏轼引向脱离世俗事务的消极方向。苏轼遭贬谪期间，习佛成为其应对处境挑战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逐渐涵养出一种随缘自适的旷达心境。苏轼汲取道家“人与自然天地为一”的思想，重新确定自己在宇宙中的身份。他将一己之痛苦与磨难置于天地间审视，个人的遭际在绵延不绝的人类与寥廓亘古的宇宙中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中新社记者：从西方对苏轼的多视角研究解读，如何看中华民族形象的国际构建？

万燚：相对于富有浪漫色彩的“文化偶像”这一标签，西方学者更愿意称苏轼为应对挑战的智者、积极的行动主义者、令人惊奇的变革者、文化的自由主义者等。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建构出独特的苏轼形象——可信可爱可敬，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交流深入推进，建构中华民族形象，就要更加深入挖掘如苏轼所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且大力对外传播，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有句话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苏东坡。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和深化，东坡文化逐渐为全世界人民所熟悉和热爱，已成为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平台。苏东坡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精神符合现代价值观，具有世界性，蕴涵人类共同的精神追求。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通过苏东坡读懂中国、热爱中国。弘扬东坡文化，赓续东坡文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文化精神对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很有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万燚，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主持工作)，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主要研究方向是比较诗学、海外汉学、语文学科教学。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新闻传播学文化传媒博士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访问学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传播研究院访问学者、获首届苏轼研究青年学者奖，出版学术专著《北美汉学界的宋诗研究》等。